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一批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反传统、反孔教、反文言，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态度在中医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。其中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和胡适。
梁启超
梁启超是西医的坚决拥趸者。1926年，梁启超发现身体不适，常常小便带血，医生诊断梁启超患的是“左肾结核”，要立刻手术切除左肾。
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给梁启超开了一个方子，一段时间后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有好转，但是由于他不注重修养，病情很快又复发了。
这次病情来的十分危机，梁启超决定去北京协和医院做切除左肾手术。但在手术过程中，医生却犯了天大的错误，结果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，致使梁启超在手术3年之后就离世了。
胡适
胡适也曾坚决反对中医，认为中医不科学，大力推崇西医。
1920年11月，年仅30岁的胡适经常患病，“一用脑脚底就痛，说是脚气病，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。”采用西医疗法治疗很久也不见效，无奈之下胡适找到了当时的北京名医陆仲安。结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后，胡适的病竟然痊愈了。
后来，陆仲安请胡适在大翻译家林纾送给自己的《秋室研经图》上题跋，胡适详细讲了此事：
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，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，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，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。
我自去年秋天得病，我的朋友学西医的，或说是心脏病，或说是肾脏炎。他们用的药，虽也有点功效，总不能完全治好。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，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，党参六两，许多人看了，摇头吐舌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。
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臌，肿至肚脐以上，西医已束手无法。后来头面都肿，两眼几乎不能睁开，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，陆先生以参芪为主，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，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。不多日，肿渐消减，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。不上百天，隅卿的病也好了，人也胖了。
隅卿和我的病，颇引起西医的注意，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，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？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？如果化验的结果，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，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？
我看了林先生这幅‘秋室研经图’，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‘实验室研经图’，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，穿着漆布的围裙，拿着玻璃的管子，在那里做化学分析，锅里煮着中国药，桌子上翻开着：《本草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一类的古医书，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到这一日。
这件事之后，虽然胡适仍然主张西医治病，但也并不再强烈地反对中医。
胡适还曾以东阿镇产的阿胶作为礼物送给友人，在《胡适家事与情事》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。
1930年，胡适请同乡章希吕来协助自己的工作。19个月后，章希吕返乡时，胡适不仅赠送他100块钱路费，而且还附送了一斤东阿镇阿胶和四瓶酒。
阿胶，出东阿，故名阿胶，最早被记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胡适把东阿镇阿胶送给朋友，足以证明他对待中医、中药的态度有所改观。
事实上，中医和西医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，也各有精华和糟粕。
恰如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所说，中西医孰强孰弱的争论无聊、无知、没有意义，治好病是最重要的。西医对于急性、重病抢救手段无可替代，而对慢性病改善、功能性疾病的治疗，中医的优势又很突出。现代人应该感到幸福，有两套医学保证健康，何必一定要争个高低。10个手指头不一样长，但缺一不可。
